编者按：

为进一步加大对宗日文化的宣传阐释力度，深挖本土文脉、传承远古文明、讲好宗日文化故事，揭开宗日文化的神秘面纱，让更多文化爱好者和考古研究者了解黄河上游史前文明，持续擦亮“宗日文化”品牌知名度，即日起，净秀同德汉文版公众号开设《细说宗日》专栏，充分展示侯光良教授所著的《宗日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共同编著的《宗日遗珍》两部著作研究成果，本栏目将分章节对宗日文化进行系统阐述，彰显古老宗日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核，敬请期待您的关注。

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了解日月山以西、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面貌，考古工作者选择马家窑文化分布最西端的兔儿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94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组织考古队对兔儿滩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在东一、东二、东三台地揭露清理墓葬80座。1995年，考古队在东二台地东南部开探方10个、东四台地开探方21个，在东三台地前沿和西一台地中段东缘清理墓葬百余座，并对周围的遗迹分布进行了调查，发现遗址范围远超原先所确定的“兔儿滩遗址”范围。因当地藏族将该遗址所处黄河北岸的台地统称为“宗日”，遂将原先普查登记的“兔儿滩遗址”“班多遗址”合并更名为“宗日遗址”。“宗日”藏语意为“人群聚集的地方”。1996年，考古队在东五、东六台地以及西一、西二、西三台地继续清理墓葬。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341座、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出土陶、石、骨、铜等文化遗物23000多件，特别是制作精美的“舞蹈纹”与“二人抬物”彩陶盆，别具一格的夹砂彩陶器，加工精细的骨刀、骨叉、骨勺以及穿孔大玉刀、玉璧、铜器等重要遗物的出土，彰显出宗日遗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发掘者根据陶器特点分为四组，有三组分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齐家文化;还有一组陶器与上述三组区别明显，极富地域特色，均为质地粗糙的夹砂陶，或饰绳纹、附加堆纹，或用红彩或黑彩绘制鸟纹及多重波折纹等图案，陶器风格独树一帜，器型主要是瓮、壶、单耳罐、碗。这组夹砂陶器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或半山类型陶器同出于墓葬中，发掘者称之为“宗日式陶器”，“宗日式"夹砂彩陶与马家窑文化泥质彩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表现出粗犷与细腻、简约与繁缛、质朴与华丽风格迥异的彩陶艺术。

发掘成果以墓葬材料最为丰富，分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阶段，还发现青铜时代灰坑与文化层。新石器时代竖穴土坑墓是最常见的墓葬形制，还有少量的石棺墓，流行俯身直肢葬和二次扰乱葬，个别墓葬以石块作为墓上标志，存在火葬、焚烧葬具等现象。随葬品以陶器和装饰品为主，少见生产工具。“二人抬物”“多人连臂舞”纹彩陶盆，夹砂鸟纹彩陶壶、夹砂多重波折纹彩陶壶(罐)等彩陶不仅表现出鲜明的彩陶艺术风格，而且蕴含了人们复杂的精神追求，由此也说明当时已形成区域性的埋葬习俗和丧葬观念。到青铜时代，仍以竖穴土坑墓为主，随葬陶器数量锐减，以各类装饰品为大宗，表现出愈加明显的本地特点。

2000年，陈洪海教授率队对海南州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进行复核，在贵德黄河两岸、贵南县沙沟与黄河交汇处、兴海县尕玛羊曲三个小区域16处地点展开实地调查，并对贵德县尼多岗遗址、兴海县羊曲遗址和南坎沿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陈洪海教授根据此次调查研究认为，这类遗存“中心区在共和盆地宗日遗址到龙羊峡的黄河两岸及其支流中下游;基本区可以扩展到贵德盆地的龙羊峡到松巴峡的黄河两岸及其支流下游;影响区则有可能在松巴峡至临夏段的黄河两岸及其湟水下游”，拥有一组区域特点鲜明的陶器、形成独特的墓葬习俗以及一定的分布区域，发掘者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宗日文化”。年代与马家窑文化大体相当，距今5600年至4000年。最新普查资料显示，目前青海境内分布宗日文化遗存50余处。

2015年5月，为配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海省海南州共和盆地新石器时代植物遗存研究”采样工作，由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组成临时考古队，在宗日遗址“大沙沟”东侧第二个台地中部进行试掘，发掘面积25平方米。发掘出土较多陶器残片、磨制石器、细石器、骨器等，并由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对发掘采集的动植物标本进行检测分析。

为深入挖掘河湟文化的深厚内涵，进一步揭示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演变。2020年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重新启动对宗日遗址的发掘，组建了考古发掘、动物、植物、体质人类学、环境、冶金、陶器工艺等多个研究团队，以考古发掘为基础，展开多学科、跨领域、多层面的综合性考古研究。

2020年发掘区位于东一、东二台地，共分为I、II、III三个区，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灶址1个和墓葬14座，青铜时代卡约文化遗迹以及历史时期祭祀遗迹，出土陶、石、骨、铜等文化遗物2500件。在东二台地首次发现了灶址，为了解宗日遗址的居址提供了重要线索。III区北部清理墓葬15座，除1座偏室墓属青铜时代外，其余均属新石器时代，包括竖穴土坑墓9座、石棺墓5座，墓向大多数为北偏西。常见二次扰乱葬，以单人俯身直肢葬为主，头西脚东。M5系本次发掘规模最大的墓葬，墓室长约4、宽2.8、深近2米，填土土质较硬，应有意为之。随葬品丰富，包括马家窑文化彩陶、宗日式陶器以及绿松石饰品等。此外，位于东一台地南缘缓坡的发掘I区，未发现任何遗迹现象，地层呈坡状堆积，包含较为丰富的马家窑文化与宗日文化陶片，还发现穿孔细石石刀、石斧、石锛、石璜、打纬器等石器，石核、石叶等细石器。此外，亦发现一定数量的骨制品等。

II区以青铜时代卡约文化为主，共清理灰坑83个、灰沟5处、房址1处、柱洞6个，均开口于表土层下，遗迹种类较单一，叠压打破关系较复杂。出土遗物多为陶片、动物骨骼碎片和大量灰土，以夹砂红陶为大宗。此外，还有盘状器、研磨器、磨盘等石器以及少量骨器。在II区发现一个用石片垒砌而成近似方形的范围内出土1枚墨绘人像骨片。根据人像特点，初步推断为唐宋时期，将遗址年代下限延续到历史时期。

2021年度发掘区位于遗址东一、东二台地，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壕沟1处(G1)、墓葬12座，均属宗日文化，出土各类遗物350余件。G1位于遗址东二台地中部，清理长度10.15米。沟内堆积都是东北高西南低的坡状堆积，北壁为缓坡、南壁较直，见有多处工具痕迹。初步推断当时人们的生活区域主要在G1的东北侧。沟内包含当时人们废弃的大量陶器残片、石器、石料、骨器、动物骨骼等。所发掘墓葬位于东一台地腹地靠近西缘，部分墓葬保存较差。大多为竖穴土坑墓，有的保存较完整的石盖板，个别有不完整的侧板和二层台。发现一座墓葬仅有器物而无人骨现象，为迁出葬提供了考古实证。墓葬内包括马家窑文化彩陶和宗日文化陶器，石质或骨质装饰品等随葬品。

自宗日遗址考古材料刊布以来，学术界对宗日遗址、宗日文化进行多维度的综合研究，揭示出独特的高原文化基因。由于缺少居址资料，基本集中于陶器、人骨、动植物、铜器等遗存展开讨论，在陶器制作、人类食谱、生业模式、人群结构、技术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深化了对宗日文化以及与周边文化交流互动的认识。陈洪海教授主要依据陶器特点及器物组合，将墓葬分为三期六段，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期(宗日一期一段和二段)、小坪子期(宗日二期三段)、半山期(宗日二期四段到三期六段)、马厂期(个别宗日三期六段)。墓葬中随葬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数量，从早到晚有一个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最终宗日文化陶器占据主导。洪玲玉等教授对陶片的研究分析表明，乳白色或红褐夹砂陶均为本地所产，泥质陶既有本地生产，也有外地输入。从陶器质地、器形大小、纹饰图案等方面厘清宗日人群吸收马家窑制陶技术，转化、创作宗日式陶器的发展演变过程，并认为通过人群迁移、技术和文化传播以及彩陶输入三种途径形成马家窑文化对宗日文化的影响。徐建炜等教授对铜器的合金成分进行检测表明，宗日铜器是迄今所知西北地区年代最早的砷铜，这对西北地区乃至中国早期冶金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宗日遗址装饰品发达，可分为石质、骨质、铜质三大类，以石质装饰品为大宗，其中圆片或短柱状穿孔石珠数量最多。这类珠子在以往的遗址或墓葬中时有发现，多记录为骨珠或石珠。经艾婉乔研究表明，这类浅色石珠多为方解石和石膏石等低硬度石料。所发现的贝珠属织纹螺，对其来源还不能确定。通过对石珠和贝珠的检测分析，纠正了以往模糊的认识。艾婉乔认为，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共和盆地在装饰品方面体现出明显的承继关系，以狩猎采集或畜牧业为主的人群流行串饰，而以农业为主的人群使用串饰较少，装饰品则相对贫乏。

陈靓教授根据人骨形态特征认为，宗日人群具有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人群普遍的特征，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人群，与甘青地区古代组、现代华北组以及藏族B组之间显示了更多的相似性。

崔亚平等学者对宗日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认为，宗日人群以粟和黍为主，还摄入一定的动物蛋白，并呈现出人类食谱中C4植物增加而动物蛋白减少的趋势。安家教授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表明，捕获旱獭、狍、黄羊、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是人类获取动物蛋白最主要的来源，黄牛可能已被驯化，反映了当时农业兼营狩猎采集的混合式生业模式。

宗日遗址的年代跨度大，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青铜时代，甚至历史时期。20世纪90年代曾公布了7个碳十四检测标本，其中出土舞蹈纹彩陶盆、二人抬物彩陶盆的M157、 M192测年结果分别为距今5685±225年、5650±140年，大体上代表了宗日遗址最早阶段。陈洪海教授将宗日式陶器下限的年代定于距今4100年，基本与齐家文化年代接近。2020年发掘墓葬测年表明，大部分墓葬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后，其中年代最晚的墓葬距今约3600年。这组测年数据大多处于齐家文化范围内，年代最晚已接近卡约文化。由此说明，至少在宗日遗址，宗日文化下限晚于公元前两千纪之后，为宗日文化下限的绝对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为探讨宗日文化与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新材料。

宗日遗址是目前马家窑文化分布最西端，也是目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确定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共存的一处古遗址。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宗日遗址的文化内涵以及宗日文化的区域分布、文化面貌从廓清模糊认识到日渐清晰，特别是灶址、壕沟的首次发现，为探讨当时的聚落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来源：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编著《宗日遗珍》）